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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or, Malaysia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17

近期文章

卡立诺丁沦为“柔佛一号官员”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声援被警方扣留的部落客“Milosuam”尤索夫阿西迪(Yusof Al-Siddique Suratman)。反贪会外泄文件指柔佛州务大臣卡立诺丁收取1200万令吉贿金,尤索夫因涉嫌散布有关文件,而于2017年12月8日遭警方逮捕并延扣三天。 警方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与刑事法典第203A条文调查尤索夫。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禁止任何人“利用网络设施或服务散播冒犯或触怒他人的内容”。刑事法典第203A条文则禁止任何人“泄漏在其任职期间或行使权力时所取得的资讯”。 尤索夫在部落格milosuam.net发表的文章附上了一页反贪会的供词文件。该文件显示为早前被控洗黑钱和贿赂的房屋仲介阿米尔沙里夫丁(Amir Shariffuddin Abd Raub),以及柔佛州前行政议员阿都拉迪夫(Abdul Latif Bandi)的供词。 反贪会较后也证实,该文件确实遭到外泄。 卡立否认收取贿金,还反过来指责士乃区州议员黄书琪利用州议会泄漏政府官方机密。黄书琪是于2017年11月27日在州议会要求卡立解释1200万令吉贿金一事。 黄书琪也在2017年12月8日被警方传召问话,助查反贪会文件外泄案件。 近日一篇关于巫统大会的报导指出,卡立再次“警告”黄书琪。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严厉谴责卡立的行为,也质问反贪会为何自2017年2月事件爆发至今,都没有对卡立展开任何调查。黄书琪于2017年11月27日在州议会提出此事后,反贪会也似乎没有调查卡立的打算。 相反的,被逮捕的是尤索夫,被问话的是黄书琪。身为州议员,在州议会里的言论不应该受到警方盘问,警方已经严重侵犯了州议会的权利。 卡立是否快沦为柔佛一号官员,就像大马一号官员那样,无法无天免受调查,甚至在没受到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证明清白”? 打压尤索夫和黄书琪,只不过是要掩盖柔佛巫统内部真正的危机。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都知道,这样的揭秘,是巫统内部的人才能做到。 我在2017年6月30日的文章《纳吉眼高手低的策略布局》写道: “卡立诺丁在2013年就任柔佛大臣,并不是因为他隶属纳吉的阵营,而是因为得到了柔佛苏丹的祝福。2015年7月,纳吉的一马丑闻正值火热,时任副揆的慕尤丁被开除,而卡立此后一直试图与纳吉切割。《星报》指出,卡立曾与柔佛国阵议员探讨闪选的可能性,内部也支持柔佛州选分开进行。我的巫统朋友认为,反贪污委员会最近在柔佛和马六甲展开的行动,是纳吉的布局之一,旨在把卡立和依德利斯调到联邦,换上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 我劝告卡立在巫统内部多加小心,当中一股暗流汹涌要将他斗倒。卡立应该要站出来面对调查和指控,以便自证清白,保住可能仅有的一点公信力。若巫统对卡立开刀,至少他还能赢得人民的尊重。 然而,卡立正走向与大马一号官员同样的不归路,躲在警方、反贪会和其他国家机器背后,拒绝面对人民。卡立已经沦为了可悲的柔佛一号官员。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2月10日发表文告。)

促请卫生部撤除 《2017年牙医法案》第34(1)条

卫生部向国会提呈《2017年牙医法案》,区分牙医和牙科专科,但我们认为这无助于提升整体牙科医疗服务的品质,反倒会让病人得花更多的金钱和费用在牙科服务。 打从2012年廖中莱担任卫生部长时,该部就已经和牙医界展开有关法案的讨论。关键点在于卫生部有意立法,明定牙医与牙科专科分别被禁止执行的牙科医疗服务,进一步区分两者。 该法案第34(1)条阐明,一名牙科专科必须注册,否则不能提供牙科医疗服务,并且也需要牙科理事会及牙科专科评估委员会承认其学历和专业资格。 要求牙科更专业化,出发点可说是好的。然而,推动专业化的前提是不能让牙科医疗服务供需失衡,导致社会大众承担更高的牙科医疗服务费用。 对政府自己的公共医疗服务而言,区分牙医和牙科专科的做法也不切实际。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内,正面对着牙科专科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小镇和二线城市(特别是沙巴与砂拉越)。私人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目前,很多牙医都提供牙齿修复、口腔修复、牙周病治疗、齿颚矫正、牙髓病治疗和口腔外科这些被定为“牙科专科”的服务范围。如果法案第34(1)条获得通过和实行,很多牙医只能执行最基本的牙科医疗服务,病人须找牙科专科进行上述治疗。 牙医法案的目标,应该是要提升国家整体的牙科医疗服务,也确保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能够以可负担的价钱享有牙科医疗服务。卫生部必须向民众解释,法案第34(1)条会让牙科医疗服务的价钱更实惠和大众化,抑或让政府和人民耗上更大成本。 卫生部2017年11月28日在国会提呈《2017年牙医法案》一读,预料会在今天完成二、三读通过。卫生部要法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闯关,国会议员实际上也只有一天了解法案的内容和细节。卫生部早应该在2017年10月23日国会复会时就呈上有关法案,让国会议员有充足的时间细读法案,咨询牙医界和公众的意见。 我们也了解和认同马来西亚牙医协会的担忧和意见。我们谨此呼吁卫生部长苏巴马廉修改法案,撤除第34(1)条。部长可以提呈修正动议,在法案委员会阶段修改法案内容。就在昨天,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提出修改《2017年危险毒品(修正)法案》内容,完全赋予法官裁量权判处死刑或终生监禁,不需要总监察长发出证书。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南兰区国会议员刘强燕,以及柔佛党员/牙医吴启聪于2017年11月30日发表联合文告)

四十自述

当了将近十年的国会议员,成为公众人物的日子再久一些,但我一般只谈政策,很少谈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以前读胡适的《四十自述》,就希望到了不惑之年时,也能写一本。 书是没写成,时光荏苒,匆忙之间,竟然也来到四十岁,就以本文分享来时路的一些小故事。 小孩与政治 父母在1970年代初都是人镜合唱团团员。那是1969年513事件以后,吉隆坡少数不会被找麻烦的非政治性青年团体。年幼时,家境尽管并不富裕,父母还是希望他们的两个孩子能像中产的孩子们学绘画和钢琴——这两样其实我都没兴趣。1985年经济风暴以后,家里拮据,父母因被迫卖掉钢琴很难过,我却很高兴。 学校的课本,我也觉得是“读死书”,没有真实世界的戏剧性魅力。从1986年起,每天从封面到封底阅读两份报纸,尝试理解纸上跳跃的世界。小孩耗过一整天在想,为什么讣闻里有些家属的名字是加了框的,原来是比逝者更早过世的。 曾经有个延伸报道很久、高潮迭起的骆文秀继承人骆嘉庆在槟城峇都丁宜发生命案。这个雪州首邦市的小孩,万万没有想到20余年后,政治会把他带到槟城命案现场的文秀故居所在选区担任国会议员。 1986年8月的大选,街上突然都是色彩斑斓的海报和党旗,对一个小孩而言,异常精彩。父亲在一间直销公司的同事已故傅润添首次代表马华参选,并且出任甲州行政议员。 那年大家讨厌马华公会,其中因为很多华裔小市民在合作社丑闻中遭失信的马华领袖欺骗。爸爸的其他同事在傅背后笑说“领和袖是衣服最脏的地方。”我用了一整天去理解那句话到底在讽刺什么。 傅于2007年3月15日因癌症辞世,刚巧同一天早上,林冠英委我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选举策略顾问,是我在党内的第一个全国性任务。当时冠英为第十二届大选准备梯队,于2月杪委任潘俭伟出任秘书长经济顾问。 1987年学年结束时,在八打灵培才华小的级任老师问四年级的同学长大以后的志愿。大部分同学想当医生、教师和律师。我说要当“政治家”,老师惊讶、同学大概不懂我在说什么。 1987年的马来西亚风波连连,对小孩而言,却是非常好的“政治教育”,因为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报章都会详细解释背景。那年4月马哈迪在巫统党选以微差击败东姑拉沙里、9月发生华小高职事件、10月17日在秋吉路发生士兵亚当杀人事件(次日我的班上只有4人来上课)、当然,还有10月27日的茅草行动。小孩把被扣留的林吉祥视为英雄,马哈迪和安华是坏人。 小学时很叛逆。六年级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校长投诉一位老师。很多年以后的2013年,爸爸告诉我,老师当时见妈妈,在众人面前羞辱说“你的儿子学足林吉祥”。现在很多人以为华裔都支持林吉祥,其实在2008年以前,行动党主要支持群来自中下层,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比较支持执政党。 有意思的是,过去十余年,我与吉祥并肩作战,之后与安华、现在与马哈迪共事。吉祥、安华和马哈迪自1960年代下旬就是马来西亚政治最重要的推手,到了自己中年时,仍能与童年时的政治巨人,身处同一个年代,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来届大选,肯定不会是平凡的选举,也会是这些横跨时代之领袖的最后背水一战,希望可以开出新路。 无论如何,回头想起1989年妈妈遇到老师的羞辱,也许还因为妈妈和我那年开始在街上卖彩票。 经济困顿与感同身受的能力 一直在想“empathy”最好的翻译是什么,同理心和同情都不能表述英文的原义。也许“感同身受”比较贴近。政治工作者其中最需要的修养,就是能够在情感上感受和理解政府大大小小的决策对小市民生活的影响。 父母都来自吉隆坡比较贫穷的角落。爸爸的祖屋在广东义山里。1987年,当家里经济面对很大压力时,爸爸随口说考虑卖掉首邦市的房子,搬回周边都是坟墓的祖屋,我被吓坏好多天。工作和财务的稳定,不只影响当事人的自我感受,也对他们的孩子的心理带来冲击。 爸爸求学时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但因为没钱,没有完成中学教育。我出世时,父亲是迷你巴士司机,生意很好,直到有一天突然持牌的前政治部官员不再继续租牌照给爸爸。后来他开过德士,也经营过神料香烛店。再后来,生意很差,也做直销。 1985年经济不景气之后,虽然数据显示经济转好,但是我们经历的却不是如此。1988年,父亲在马六甲的工作不太顺利,家里不够钱开饭,妈妈和我步行数公里,拿着洗发水和其他家庭用品,到附近的富人区沿户兜售,要把存货套点现钱。对于后来作为政治工作者沿户拜访选民争取支持,这是很好的训练。 1988年杪,爸爸从马六甲回到吉隆坡,告诉我们他失去所有的投资,也负债。有一个月,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样走。我也只能彷徨。 妈妈曾当会计书记。妹妹出生以后,她当家庭主妇,也协助父亲的小生意。 1989年1月,有人告诉我们,新的彩票“大彩”即将推出。妈妈开始卖彩票,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七天。1989年至1991年间,我在晚上和学校假期也卖彩票。 我们主要在餐厅和小贩中心卖彩票。有时下起一个星期的雨,大家都不出门,有时甚至会入不敷出或者面对亏损。政府的措施或者其他经济动向,也会影响业绩。经济底层的人们,尤其像父母这样在手停口停的非正式部门,往往在经济上最脆弱,而且很不容易翻身。到当铺典当或者为了1万令吉支票的最后50令吉“扑水”借钱,是难以忘记的情景。 尽管1990年代全国上下都在经济荣景中,但我们也只是过得差不多,而且还在欠债。1997年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一切又打回原形。因为亲身经历1997年泡沫的结束,我经常劝告朋友不要成为房奴,尤其不要在房价高的时候进场。 精英们往往认为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们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或者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我听了都很不是滋味。父母聪明、诚实和非常努力工作,但有时运气不好,而且每一次的危机,底层的人们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翻身。我们惟有都能感同身受其他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 吉祥、烈火莫息和加入行动党 我于1999年12月呈交加入民主行动党的表格。行动党在11月29日的大选中惨败,林吉祥和卡巴星分别在升旗山和日落洞选区落选。 巫统的宣传把行动党描绘成强大无比的怪兽。我常告诉比我年轻的行动党党员,也告诉对手,民主行动党之所以强,不是因为资源、钱财或者政府的官职。行动党强在我们曾经输到近乎一无所有,却因为坚持而重新崛起。我们强在随时准备重建、从零拼搏到一百。 能从战场的废墟中重新崛起,其中很大程度与吉祥的坚毅性格有关。 克林顿曾说过年幼时在参观白宫时见到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1990年,我在吧生光华独中求学,当时在行动党活跃和后来出任过森州一届州议员的赖昭光是学校的老师。他带我们三辆巴士的同学参观国会。当年,国会下午2时半才开会。我们有幸看到马哈迪与国会反对党领袖的精彩对话。吉祥说马哈迪不民主,马哈迪说“你说话,我就坐着听”。如今你不可能看到纳吉在国会与议员对话或者辩论。 第二次见到吉祥的时候是1996年。他到吧生出席一场行动党举行的英语讲座。酒店的讲堂非常空荡。只来了15人,其中10人是党员。我和同学是少数的“公众人士”。 那年我19岁,对行动党很有意见。1995年4月的大选,行动党惨败,输了选举有意见的人肯定特别多。就在讲座的前几天,吉祥说民主行动党“reform or die” (不改革就死亡)。我以批评的口吻问吉祥,行动党为什么跟年轻人的接触那么少。 吉祥很温和地回答,“年轻人,英雄所见略同!要改变这个国家,你也来参与做点事。” 我渐渐参与了好些行动党的活动,也认识更多行动党的领袖。郭素沁知道我因为1997年经济风暴而停学之后,问我要不要当林吉祥的司机。我到现在还在笑她,因为当时她连我到底有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其实尽管是个重要的政治领袖,吉祥过去20年都没有专用司机。 自1990年初我就经常出席雪华堂的讲座。1997年7月我认识了当时刚从中国修完硕士回国的丘光耀。接下来的两年多,几乎每个星期我都出席他开的哲学课。其他出席者都得付费,光耀说我在政治上有潜能,免费让我上课。 1998年是个风起云涌的一年。本来在一间私立学院修读美国课程,但因为经济风暴,我停学后觉得就算无法出国求学,还是留在校园比较好,决定到刚开办的新纪元学院,成为首届学生。 我主修中文系,但我常开玩笑说我“主修”学生会(我是创会会长)、“副修”社会运动(从安华在9月2日被革职起,我们参与了很多的社会动员运动。) 9月6日,我们一群年轻的华裔学生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到安华的家出席声援大会。我们大概是其中一组最早声援安华的华裔。安华当时的忠实支持群主要来自穆斯林群体。次日,在新纪元学院,柯嘉逊博士和李万千先生不悦。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相信安华,1987年的华小高职事件,安华是教育部长。” 当马哈迪于2016年3月推动公民宣言时,我告诉很多反对与马哈迪联手的朋友和党同志,让我们与马哈迪对话,而不是拿过去来谴责他。1998年怀疑安华的人,后来很多成为他的支持者。 烈火莫熄运动让华裔学生与穆斯林/马来学生运动接触和联系。这也是个结识战友的机遇。陆兆福当时是国民大学的学生领袖。他要在国民大学举办支持在野党的活动,肯定不行。于是,我们合作。他把国大的学生带到一站火车之外的新纪元听在野党领袖演讲。我们至今还在合作。 那是民主行动党最脆弱的时期。林冠英于8月25日起在加影监狱服刑。行动党史上最严重的派系纠纷KOKS(打倒吉祥、卡巴)于8月23日的党大会了结。 到了1999年,我与公正党的领袖也熟悉。当时蔡添强突然成了年轻学生的偶像。 国会在11月11日解散,光耀要求我为行动党助选。17日我在吉隆坡Kota Raya派传单时被捕。这是个非常滑稽的故事。我很瘦。警察大概把所有在那里出现的瘦子都当作瘾君子看待。有个在替人擦鞋子的,突然问我“mana IC”(身份证在哪里?)。我们学生上过人民之声的培训,警察查你的身份证,你就要要求看他的警察证。这个便衣让我看他的证件。当他要抄我的身份证号码时,我也要求抄他的资料。突然他发飙,手铐就拷在我的手上,被带上“黑车”送回吉隆坡警察总部。我只被扣留大概一小时。一抵达警察总部,负责的刑事调查组人员发现他们的同事逮了个与政党有关的人,一时之间也不知所措。 光耀从警局送我回家时,说他如果中选,会放掉吉祥秘书的任务,要推荐我当他的秘书。我惊讶,因为当时我连大学资格都没。 无论如何,吉祥、卡巴和光耀等人在11月29日的大选中落选。吉祥辞去行动党秘书长,由已故郭金福接替。1969年以来,吉祥第一次不在国会,也不再是行动党秘书长。主流媒体不断在逼吉祥从政治完全退下来。吉祥在2000年2月宣布继续斗争。 我是素沁中选后第一位助理。我在大选后一周同意替她打工,两周后上班,三周后就决定正式加入行动党。 在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行动党在不到十年内,于2008年强势重新崛起;也没有人会想到,2013年吉祥领军在柔佛开拓新的政治版图。吉祥从1999年走来,是个难以想象的翻身仗。政治家有时真的需要强大的意志。如果当时受到压力和败选退出政坛,就没有后来的高峰,和2015年来的险局中不可或缺的领导。 那年,我只是想要尽微小的一己之力,让行动党不至于消亡。就如生命,这段旅程充满惊喜,就这样,我们继续为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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