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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or, Malaysia
Friday, October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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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为何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国会即将在下周一复会,我将提交一道国会问题,以期排入10月24日(星期二)的部长问答时间,让外交部长阿尼法针对马来西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事向国会和全马人民做出说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3月,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人权课题提出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共有47个席位分配予五大区域:亚太地区13席、非洲13席、东欧6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8席,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7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改选三分一的成员国,今年共有五个候选国角逐四个代表亚太地区的席位,选举透过联合国大会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尼泊尔(165票)、卡塔尔(155票)、巴基斯坦(151票)与阿富汗(130票)在这次选举挤出了马来西亚(129票)。 马来西亚在1993至1995年、1996至1998年、2001至2003年,以及2005至2006年期间,就已经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该委员会在2006年改组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马来西亚也在2006至2009年,和2010至2013年期间担任了两届成员国。 马来西亚的落选让人感到意外,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失败,当中详情有必要清楚告知国会。 谨此吁请议长班迪卡把我的国会问题排入议程,阿尼法必须向国会说明,在游说和争取支持的竞选过程中,政府一共耗了多少成本?为何我们会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7年10月19日发表的文告。)

公共交通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全球都市化的迅速扩展,世界城市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马来西亚就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治理对于各国政府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如何治理城市是检视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城市治理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搞好一座城市的命脉——交通。 马来西亚无疑是一个反面教材。政府在交通政策的失误、失当与失败,让小市民在经济和生活素质方面承受了最惨痛的代价,甚至还赔上一条又一条的性命。 根据尼尔森在2014年的市场调查,马来西亚的拥车率位居世界第三高,即93%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车,54%的家庭拥有超过一辆车。我国总人口为3170万,却有多达1100万辆注册汽车和1100万辆摩哆,但如此庞大的拥车率,并不代表着人民有强大的购买力,也绝对不是国家繁荣富强的象征。由于公交系统规划不周,汽车和摩哆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必需品,拥车率直接反映的是决策者的失败。 “一个发达国家的象征,不是穷人有车驾驶,而是富人乘搭公共交通。”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的这句话,也是我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期许。无奈事与愿违,我国正在朝着的方向是个倒退——多数的穷人都有车,较穷的则使用摩哆。 私家车作为必需品,车贷、汽油、保养费和维修费等通通都被计算在小市民的生活成本内,这也占据了都市年轻家庭三分之一的收入。在糟透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的收入已经赶不上通货膨胀,拥车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的需求放缓使到马来西亚出口业遇挫,我国的经济也因此转向依赖国内消费。要是大家没有被迫拥车,人们便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消费在国内各领域的市场,整体上带动市场的活跃,让国家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消费低迷是因为小市民生活负担重,生活负担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经济之所以停滞正是因为人们要养车而没钱消费, 现在的经济困境可说是一个恶性循环。 曾经,我们是一个靠出口石油赚取外汇的国家,但随着国内私家车对汽油的需求和仰赖日益增加,我国在2014年反倒成为了石油进口国,人民不得已买更贵的汽油。 须知油价与车祸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油价的上涨会导致更多汽车驾驶者改用摩哆代步,曝露在“皮包铁”的高车祸死亡风险当中。 我国每年约有7000人魂断公路,其中三分之二是摩哆骑士,受重伤的也不计其数。2016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让我国损失了92亿令吉,包括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等等。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惨剧,许多家庭因一场车祸彻底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 我在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不久,认识了一位选民希山。他在2000年骑摩哆遇上车祸,从此全身瘫痪。2016年开斋节前夕,我收到这位老朋友的信息,得知他18岁的儿子也因为摩哆意外而脸部受创。两代人,同是摩哆车祸,这悲剧让我瞬间掉泪。 政府的政治意愿,将决定这个国家会不会有更多的希山父子。现有的问题已经让人民消耗太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先搞好公交系统,提供更便捷和有效率的公交给马来西亚人民。 然而,被交通部长廖中莱追捧为“公交之父”的首相纳吉,充其量也只是建了一堆巨型工程,而非一个完善、整合的公交系统。公交之间没有连接贯通,就如捷运与电动火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交系统来经营和运作。 再者,捷运与轻快铁延长线这些巨型工程,是以带动周边的房地产与购物广场为主要考量,让建筑商和发展商远比广大人民获益更多。切记公交的规划和设计必须优先解决人们上下班的烦恼,而不是带大家到购物广场。 良好的公交系统,把人们从家里到目的地的每一哩路贯通起来,在砸大钱做巨型工程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想好如何解决“第一哩路”与“最后一哩路”的问题。如果铁路是公交系统中的主干,巴士就是非常重要的分支,也是最实惠的选项。我常开玩笑说,一辆欧洲制造的巴士,即便在令吉贬值和包括贪污“油水”的情况下,最多也只是叫价70万令吉。 今天的吉隆坡大都会,面积比1985年大了整整三倍,但巴士的数量在30年来已从1500辆减少至不到1000辆。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率、准时的巴士,以及妥善规划的快捷巴士(BRT),这将会是提升公交系统最低成本、最快的方法,服务更广阔地区的人群。 2008年6月4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宣布汽油调涨40%,我当时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韩国首尔,我们就此讨论槟州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小市民应对汽油暴涨的问题,促成槟州打开全马先例,推介了“CAT”(城市地区交通)免费巴士服务。槟州政府率先确立了公交服务是政府有义务提供给人民的一项公共服务,颠覆了当时各级政府“使用者付费”的保守观念。接下来几年,吉隆坡市政厅、雪州政府、柔州政府,甚至是八打灵市政局,都各自推动了免费巴士服务。 相反,财政部长机构(MoF Inc.)独资掌控的国家基建公司作为多个公交服务的营运者,透过收取高昂的车资让小市民间接承担其200亿令吉的庞大债务,这样的做法让公交服务失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大吉隆坡地区的交通阻塞让当地损失了1.1%至2.2%的国内生产总值。交通拥挤并不只是首都独有的问题,全国所有二线城市亦面对同样的困境,可见这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颇大。 如果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公交,动辄上百亿令吉的巨型工程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公交在上下班以外的非繁忙时间,几乎都是很少人使用的,就如公路上的交通状况一样。我们不如把公帑用在刀口上,采取一个比巨型工程更实惠的方案,比如提升各地的巴士服务。 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造福多数人,反而是进一步激化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尤其是因为那些偏袒少数人的政策与规划。我把公交系统的改革,视为一个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唯有具备多元和包容各阶级的公交系统,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让多数人真正受益。 城市不该让小市民失去灵魂,沦为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单向度社会。城市理应是一个充满创意、想象和活力,让人追梦并圆梦的地方。我们追求一座包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城市”,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平等机会,共享一座城市的光辉。 (刊登于2017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言论版的〈观念平台〉。)

被部分贪婪校长和书商绑架的童年

华小书包太重不仅让我国教育一直停留在「一试定终身」思维,也把学生推入「考试分数是你努力唯一结果」的窠臼。 如此下来,我们课室永远无法提升到学生可以创意思考、彼此交流。课室应该让不同背景与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课堂内相互表现,这是没有统一标准、划一答案的学习,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学习表现的态度,而不是在竞争日后出社会时一点代表性都没有的分数高低。 课堂上应该学习的是创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可怕的是,目前学生的童年和认知这社会的方式,就只有作业的世界。 校长职公会会长王仕发说,老师会因为没有作业簿而不会教书,请他回想一下他的小学教师是如何教育他的,也请他从回师训上课,看看那一堂师训的课程,讲师是以学生应该有很多作业为前提去培训教师的,如果作业簿比专业培训出来的老师更重要,那课室放作业簿和电脑就好。 更可笑的是,身为校长、教育单位的最前线领导者,竟把教育通令推给家长,让家长/家协成为你的防护线,那是多么无耻的事。校长应该教育家长,陪家长一起成长,让他们了解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如何可以自己思考和自我学习,而不是把没有教育专业的家长和家协抬出来,这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位知识份子应该做的事。 校长应该是提升国内教育的先峰,去了解和研究各种国内外实验及实践有效的教学方法,然后推荐给教育部,或是在不违反教育法令下,鼓励老师去实践,而不是眼中只有成天穿梭在校园的书商。 直到今天还没听到华小校长批评少写多思考的KSSR 教育方向,那是否意味校长也认同这个在国外行之有年的教育方向呢?还是校长只是在报告上满足校育部对KSSR 的书面报表,自己却在校内推行自己和书商之间的新教育政策?那么多年下来,教育部难道没有察觉到吗? 眼前校长把华小导向作业簿是教育的唯一教学法门,成绩是评定好坏学生的唯一标准,学生成了做作业簿的机器人,日复一日没日夜的做功课,剥夺了小孩和真实社区接触的时间,使他们以为会做作业是学习唯一方法的认知,统一答案也让学生失去创意思考及冒险的可能,请问作业簿上认知的植物是真实的植物吗? KSSR 是政府花大钱委托专业公司主要以参考欧洲教育制度弄出来的系统,想必也是许多经历过书包太重的那一代,对自己下一代教育方式的期望。 当然,现行KSSR 推行在课程内容上也有必要调整,究竟应该让学生学到愈多知识愈好?还是应该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对创意学习的热忱? 学校不应该想说校方必须在学生就学时期,尽可能硬塞一堆有的没的知识进学生的脑袋,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所谓的知识更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如让他们时刻都有想学习,并保有学习和创新的热忱,进而在学习新事务的过程中敢于冒险,而不是不敢想像过去的电话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手机。更何况,现在国外都是多元入学方式,成绩已经不是进入顶尖学校的唯一标准。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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